人在状态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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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国家指的是高度专制、高度威权的国家，这个政治制度尽一切可能，谋求对于公众与私人生活各方面的高度控制. 极权主义以这种国家政治的统治手段，抹煞了个人的权利、剥夺了个人的自由. 这些特征完全符合中国今天的政治状态. 中国是世界上极权历史最长的国家，长达两千多年，而现今，随着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极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近百年以來統治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有着九千多万名党员，却没有什么可值得探讨的思想体系，因为其思想体系在不同阶段都不断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甚至是前后矛盾，而共产党本身也长期处在一个盲区里. 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所见过拥有最强的统治手段的政党，不仅权力高度集中、控制能力和操作能力都高度有效，而且于不同时期所提出的政策，都能够雷厉风行地执行. 这种政治社会现象极为特殊，运作神经可以将领袖的指示落实到最基层，贯彻能力和执行能力都非常强.

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政党权威性和有效性，主要是依据几个重要的因素，其一：强化的宣传机器，不允许任何不同观点的存在，同时又不断地窜改隐藏事实，使其宣传口径永远集中在党之下，而没有任何探讨交流争论. 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非常有效地使用了这套做法，而到了互联网时代，先进的技术和监视系统使其操作模式变得更为有利. 其二：由于所有新闻媒体都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所以没有真正含义上的新闻媒体，所有的现存媒体都不惜说谎欺骗、制造虚假舆论. 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中国共产党最清楚民众是可以被愚弄的，而且民众不只可以被愚弄，甚至在被愚弄之中，还可以形成狂欢，这也是今天中国爱国主义的基础. 这是他们继承了中国古代先人孔夫子总结出来的一个训诫：“民可使为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民众是可以让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可是不可以让他们了解事情的缘由和真相，这个准则在中国一直被视为是政治统治的训诫. 其三：政党也控制了司法系统，所以中国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而是完全受制于为了服务政党利益所行使的执政理念. 种种的特殊性，不断地训练出一种文化和现实当中的政治，同时也造就了政党的自身，使政党能够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和乐趣. 因此，中国所有的政治智慧全部是来自于控制手段，就这点来说，西方是永远不能理解的，因为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操控的手段跟中国完全不同，这也造成了西方对中国了解的误区.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天起，其主要的政治行为即是不断打造更有效的极权方式，这样的路线、思想和语言，是他们七十多年以来从未间断过的努力. 他们在整个过程中，不断铲除异己，并且利用高强度的政治洗脑，致力达到社会思想领域的高度统一、毫无争论. 从今天的国际形势看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能够挑战国际秩序的大国政体，有能力可以更加明确地表达其生存的可能性，并且排除通常被西方所认同的普世价值，包括多党竞争、言论自由、媒体独立、司法独立. 而科技进步、互联网普及，更为极权政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控管个人隐私的能力，使每个人的每个行为、思考、言论，都处于极权的管制之下. 中国用于对内维稳的控制经费一直高于军费，也高于对教育的投入，其目标是实现一党专政的高度一致性，建立中国在世界的新秩序，和一统化的思考体系. 事实上，现今的高科技控制手段是前所未见的，其特征是专制的高度极权和高度有效，使统治的过程和历史合为一体，亦即：维持稳定. 维持稳定曾经是通过政治运动和党内不断地清肃来完成的，而今天，由于技术水平很高，他们已经不需要通过明确的政治运动来维持稳定了，例如之前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这都已经过时了. 中国共产党现在可以更加准确地在每一个时刻清楚每一个他需要清楚的人，这远比政治运动所消耗的成本要小得多、有效得多，而且也使政权的稳定性变得不可挑战.

生活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变得缺少创造力、缺少幻想、缺少自由精神，人们在日常的琐碎娱乐当中麻痹自己，不敢在思想、哲学、美学上有任何的突破. 政府鼓励廉价娱乐的同时，其实是让人们成为一种更好使用的社会工具，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性. 对我个人来说，这样的统治让我丧失表达的可能性，在言论自由受到钳制的情形下，实际上也丧失了对生命的体验的能力和快乐的能力.

我在最近出版的传记里，写了关于我们家两代人的遭遇，从我的父亲的年代，一直到我个人的经历，很多遭遇听上去有些离奇，可是我基本上已经非常概念化地处理了这些内容，事实上，我们家庭的处境像是中国的专制政权下的大海当中的一碗水，实际上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首先，在这种专制创造出的环境里，只有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一条道路，任何不同的，无论是思想上的实践、美学上的实践，还是世界观、生活方式、风格、态度，都必须严格地处于专制主义的过滤网的过滤之下，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思想可以逃出专制的天网，这就像是中国人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所以，在中国的专制之下，个人存在的最基本的特征、独立的思想、行为方式、生活隐私，都是不存在的，这也包括情感. 例如，在我们家中，没有任何人过生日，因为生日是属于个体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在这个国家中那个年代里，大多数人的名字都是用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热情的，比如说建国、建军、跃进，这种类型的名字，都是以革命的概念来取的名字，在我的同学中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名字. 而家庭中的感情被淡化了，因为每一个人只是革命机器中的很小的分子，通常被称为螺丝钉，没有人需要知道除了他所应该为政权服务之外的任何事，所有的兴趣或快乐，都会被视为一种离经叛道、资产阶级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记得自己的父母的生日，父母也不记得我们的生日，当然就更不要谈到庆祝了. 我们只记住党的诞生日子和国家成立的日子，因为那是全国性的节日. 从私人感情上来说，家庭里尽量避免产生更多的情感依赖，所以我们从小就很少表达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爱的情感，这些情感也被认为是一个个人的弱点或者缺陷.

至于生活的细节，那个时代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没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物质和选择，比如说，商店里只卖肥皂、酱油、火柴、糖果等供应性的物质，除此之外货架基本上是空的，而且购买供应性等物质时，还是要用票券才能完成的，比如说买布、买粮食，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军队化的控制. 后来的中国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控制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例如，今天的政府使用科技手段监控任何购买或者对钱币的使用，任何经济往来都会清楚地落在政府严格的掌控之中.

也因此，在专制之下是没有个人生活的，并不存在个人隐私. 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人们失去的正是政府所获得的，人们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之外，也失去了自我保护的需求，因为你会认为你的所有一切都是在政府的保护之下，而处于没有能力、又没有需求的状态中时，你事实上已经没有感受快乐的能力，因为追求快乐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人类的幸福感是不存在的. 也可以说，高度专制的国家统治，是完全反人性和反人类的.

我是中国人，手持中国护照，在那里有我的文化和家人，我理所当然有着回到中国的权利. 但是，根据现在的状态，如果我回到中国，是不可能有表达的自由的，而没有了表达自由，我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也就没有回去的意义了. 更何况，如果回去中国，还可能面临失去所有自由的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我母亲在每次我们通电话时的最后一句话都说，不能回来.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磨难当中，极权政府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其高度威权行为的优势，他们常用的手段是极端的军事化的管理、铲除个人生存的空间和言论自由，包括新闻封锁和提供虚假信息. 中国在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不能使用科学的手段、自由化的手段来管理，而必须强化政体的高度威权化行政管理. 中国在这方面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展示了专制的有效性，因为他们的方式当然是有效的，不仅切断了疾病传播流行的可能，同时也并未蒙受很多损失，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切断了社会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也抹煞了对于社会性的理解. 这种有效性是一种新型的病毒，不但戕害了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模式，而且更大程度地戕害了人们对于权利、情感和社会关系的认知，使个人变得更加无助. 中国并不试图输出这个威权模式，而事实上，中国也没有其他的模式，极权是中国唯一的可能性.

不过，这种做法确实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在西方也看得到，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极权政体模式，不同的政府、科技、医疗、管理层面的官僚主义的做法，这些做法最后的成本是附加在每个人身上的. 在西方社会中，无论在美国、德国、加拿大，我们都可以看到人们维护个人权利和政府的强行行政手段发生了此起彼伏的矛盾，这都是很清楚的现象.

而阿桑奇的案例，也清楚地表述了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的西方政体，在谈论言论和新闻自由这样最重要的价值观时的退缩和大打折扣，这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 这样的做法不仅大幅伤害了民主的重要部分：新闻自由和民众的知情权，同时也表明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性. 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性实际上有两个害处，一方面使西方免疫系统受到了伤害，从而无法抵抗自身内部由大资本所操控的舆论，另一方面也清楚告诉中国，西方所宣扬的自由和民主，实际上只是一个虚假的幌子. 阿桑奇问题仍然是检验西方所宣扬和倡导的新闻自由、个体表达的可能性的试金石，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得到的结论是，西方已经失去了，或者正在失去关于言论自由的重要价值.